中华文明的固本开新与开放包容
彭 刚
中华文明可久、可大、可新，如同奔涌了五千多年的大河，虽然有时快，有时慢，甚至有时仿佛停滞，但总体上是不断吸纳百川，奔涌向前的。中华文明生命力源于固本开新的智慧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既坚守文化根基，又不断开拓创新；既坚守文化主体性，又在交流互鉴中汲取养分。
一、中华文明的固本开新
被称为“轴心文明”的古希腊文明、中国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差不多都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发展到一个巅峰状态。这些伟大文明都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历程，又都在它们的古典时代就有了非常丰富、深刻的蕴涵。也可以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基因构成了各个文明的根本，对这些文明的基本特性和后来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上西方文明很多次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源头去寻找启示。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先贤们也是不断回到先秦、回到上古、回到文明的萌生处寻求启示，先秦诸子一直是后世思想的灵感源泉。
《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中庸》说，“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源远方能流长，根深才能叶茂，本立方能道生。正是依靠深根固蒂，源头活水，中华文明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具连续性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固本”在于对文明根本的坚守。在我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这样一些重要元素：以“道法自然”、“顺天应时”的心态敬畏天地，以“万物一体”、“中和位育”的理念看待环境，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利用自然的宇宙观；天下为公、海纳百川、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天下观；民为邦本、九州共贯、革故鼎新、为政以德的社会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经世致用的道德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深植于这些要素之中，构成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所一直秉持坚守的根本。
中华文明的“开新”在于不断开拓文明的新境界。“生生之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中华文明是主动求变、与时俱进的文明，经历了历代制度变革，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制度创新。在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体系上，中国陆续产生了先秦的分封制、秦朝的郡县制、汉朝的郡国并行制、元朝的行省制；在人才选拔和阶层流动机制上，中国也创造了汉朝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隋唐的科举制；在经济制度上，中国还发展出先秦的井田制、唐代的两税法、宋代的青苗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等。中国自古就不断有创新的科技，距今1万年前开始栽培水稻，距今9000年开始制作彩陶、玉器，距今6000—5000年生产丝绸，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城已经建设出媲美今日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3500年发展出青铜技术。更有代表性的是冶铁技术，它源起4000年前的西亚赫梯文明，距今3000年左右传入中国，但此时只有低温炼制的熟铁，质地较软，用途不广。随后中国在距今2500年的春秋时期发展了高温冶炼生铁的技术，并在汉代继续发展出炒钢、灌钢等技术，长期领先世界，西欧直到约14世纪才开始铸造生铁。这些技术经过数千年的连续创新不断成熟，对人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哲学强调变易与不易的统一，中华文明始终在固本中开新。今天，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从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到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硕果；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扬帆起航……正是通过固本开新，守正创新，使得中华文明亦古亦新，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于2024年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图为2024年11月6日，300余位中外嘉宾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考古与中华文明溯源展”，该展是本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推出的配套活动之一。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二、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
中国的文明观基于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与超大规模共同体，与有些习惯于标示内外、等级、敌我关系的文明观不同，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总的来说展现的是开放包容的姿态，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襟怀和气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中华文明的起源“满天星斗”而又内在统一，经历长期发展，内在自成一个“世界”，内部异常多元丰富。主体是广土众民的农耕定居文明，又有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混一戎夏”，华夷一家。同时，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汇聚成中华文化，我们既有汉民族经史子集的文化经典，也有蒙古族的《江格尔》、《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纲》，藏族的《格萨尔》、《红史》，维吾尔族的《金台集》、《福乐智慧》，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民族文化经典，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典文化体系。
中国并没有因为内部辽阔而封闭，而是形成了内外通达、和平合作的外部世界观。张骞凿空西域，法显等绵延数百年西行求法，元代混合宇内外为一，中国人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和绵延万里的欧亚大陆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发南海航路，唐代泉州等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元代汪大渊的远洋探索抵达东非沿海一带，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及东南沿海民间的下南洋等形成了辽阔和平的海洋观。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借鉴吸纳外来文明。同时，中华文明的器物、制度、文化都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丝绸成为古罗马贵族的奢侈品，瓷器成为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载体；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热”引入了大量中国元素，科举制度以及“无为”、“道法自然”的社会秩序和治理观念，对现代欧洲文官制度、市场经济思想的萌生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文明是高度开放包容的。唐代长安城汇聚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印度僧侣，敦煌壁画融合中亚线条与中原意境，都彰显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拜占庭金币、萨珊银币、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鹰洋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在中国流动和交易。中国人的粮袋、餐桌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见证，这也是很多食物以“胡”、“番”、“洋”命名的来由。历史上中国经历过四次引种高潮，第一次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引入大麦、小麦、马牛羊，形成“五谷六畜”的结构。第二次秦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引入苜蓿、葡萄、大蒜等，丰富饮食结构。第三次唐宋时期，通过海路和陆路引入波斯枣、菠菜、西瓜等，扩充果蔬种类。第四次明清时期，引进大量美洲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提升粮食产量，辣椒、烟草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从外国引入的农作物适应中国自然条件与社会需求，经过本土化种植栽培，融入了中国的农耕体系，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2021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也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一个绝佳例证。泉州现存的数百座宫庙里，供奉着500多位神明，形成儒、释、道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和谐共存的奇观。印度教寺庙的构件被用于佛教开元寺的建筑，伊斯兰教的清净寺与关帝庙比邻而居。同时，作为10—14世纪全球海洋商贸的枢纽，泉州又通过技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构筑起了跨大洋跨大洲跨文明的交流网络。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于能够将外来文化内化为自身文明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如同一个大熔炉，将外来文化汇聚到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唐代工匠吸收中亚釉料技术，创制出青花瓷，随后元代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料将青花烧制推向巅峰，行销海外，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唐代僧一行吸收印度历法中的优点，编订《大衍历》；明代徐光启更以“化西为中”的胸怀，将西方数学、天文与中国传统科技结合，编纂《崇祯历书》。“胡琴”本是源于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拉弦和弹拨乐器，进入中原后演化出多种不同类型，与地方传统戏曲的伴奏要求相结合，由此产生的戏曲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的名片之一。这些创新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以中华文明主体性为根基，主动转化外来成果，实现文明的自我超越。
对于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国的历史经验不是文明冲突，而是文化融合。正是通过融合，从而实现了互补和创新。佛教自印度传入，经魏晋玄学与唐宋禅宗的改造，最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传入也促使儒家、道家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禅宗推动了儒家心学的发展，而渊源于佛教的性宗，则推动了道家性命双修体系的发展，同样佛教也吸纳了儒道学说，形成了直指人心、融合身心、出世入世一体的中国化佛教特征。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教大道相通、相融、相成的格局由此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发源于欧洲，却能在中国深深扎根，长成参天大树，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二者“结合”之后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三、固本开新与开放包容的当代启示
中华文明是兼具连续性和创新性的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这两个特性也决定了固本开新是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扎根于我们自身的文明根基推进现代化，才能够创造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为西方路径之外的其他文明提供启发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中国的文明传统，例如，天下为公的胸怀、大同社会的理想、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大一统”的国家观、选贤任能的人才观等，都为当代实践提供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此同时，固本是为了开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近，在国内外引发热潮的游戏和动画电影中，孙悟空、哪吒等形象鲜明的传统文化符号被打造成为超级IP，就是显著的成功样例。
中华文明在具备突出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这些特性也决定了开放包容是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这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则形成鲜明对比，让人类文明的百花齐放真正成为可能。
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要在以坚定的文化自信秉持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吸收各种先进的文明成果来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为人类的共同文明作出中国贡献。
作者：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