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幅员辽阔、边界线长，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作为支撑这一宏大战略的基础性工程，深化周边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1.战略维度：周边研究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周边区域始终是中华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场域。当前，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历史坐标下，周边研究已超越传统学术范畴，成为关乎我国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与文明对话的战略性工程。
中国的周边地理范围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区域，并与俄罗斯、日本、印度、越南等多个邻国形成地缘交织。研究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动态、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当前周边安全呈现复合型特征——既有领土争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传统威胁，又叠加大国博弈、非传统安全风险溢出等新挑战，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利益交织点，集中体现在陆地边界管控、东海权益维护及南海规则构建等议题。深化周边研究，有助于精准研判安全风险，制定差异化应对策略，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
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公共外交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周边国家国情认知的深度。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需以对象国语言互通为基础，教育合作需契合对象国的教育体制，媒体传播需把握对象国社会思潮的演变规律。只有深入了解周边国家，才能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加精准地开展公共外交，把“我们想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只有加强民心相通，塑造周边国家对华正确认知，才能讲好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故事，将“中国主张”转化为“区域共识”。例如，我国在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结合当地对水资源和民生项目的实际需求设计传播内容；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结合当地能源项目和本土化就业方案产生民生效益，等等。
有助于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首先，研究周边能够为区域合作提供历史记忆与文明对话的基础。例如，通过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考古研究，揭示区域内部长期存在的商品流通与族群互动网络，从而避免落入“文明冲突论”的叙事陷阱。其次，研究周边能够为政策协同构建理性认知框架。政策制定需要对各国国情有深入了解，谈判和合作需要提前预测对方的立场和反应，这些都需要周边研究提供支撑。最后，研究周边有利于推动区域治理机制的范式创新。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多以欧洲经验为蓝本，我国的周边研究可以提炼出更具包容性的“亚洲方案”。例如，加强对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可能性、湄公河治理的多国协调、中亚国家在能源合作中扮演的角色等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互联互通、能源合作、跨境治理等议程。
2.现实审视：周边研究的成绩与挑战
我国的周边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成果积累、政策实践与国际合作层面均取得显著进展。但也要看到，伴随国际格局演变与区域挑战复杂化，既有的研究在区域均衡、内容深度、方法论创新及现实回应能力等方面还须进一步加强。
周边研究成果积累值得肯定。从区域覆盖看，周边研究目前已形成以俄罗斯、东亚研究为“重镇”，东南亚研究为“枢纽”，南亚、中亚、蒙古国研究为“新域”的梯次布局。具体来说，俄罗斯和东亚研究相对丰富，积淀较多。东南亚研究次之，有关南亚、中亚和蒙古国的研究相对薄弱。从研究领域看，中国对周边区域国家的语言、文字和文学的研究有相对深厚的基础，各国文学作品有不少翻译为中文；对周边区域国家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单领域研究正在开展；对周边区域国家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双边关系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
周边研究的内容还需进一步丰富。从区域均衡性看，南亚研究偏重“中印关系”；中亚研究聚焦“能源合作”领域。从内容深度看，对三边及多边机制研究相对欠缺。比如，东盟从形成至今已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火车头，但学界对其发展要素及局限性的总体分析还有待加强。
周边研究的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周边研究的方法，或仅延续古籍文献解读的传统，仍沿用“文献翻译+政策评述”的传统模式，对田野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新方法应用相对不足，难以支撑精准的政策设计；或仅聚焦于跟踪时政热点的现实问题，研究内容政策导向性还有待提高，注重经贸合作与地缘政治分析，对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的综合性分析比较薄弱，纵向的、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比较少，造成分析地区局势时对对象国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机制性的解释不够充分。
3.体系支撑：周边研究的路径创新
周边研究是对周边区域国家的整体研究，包括对其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实践、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民性的整体解释。随着全球秩序变局、周边关系变动和中国自身改革发展进程的深度联动，大力推进周边研究，既可为中国应对全球变局做好准备，也可推动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开展周边研究应统筹好三对关系。一是个体和整体的统一。国别研究是周边研究的基础。我们既要对周边各国开展个体研究，也要把中国及周边各国置于全球视野下开展整体研究。既要关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周边区域的国家，也要对距离较远但对周边区域国家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开展研究。二是特性和共性的统一。中国与周边国家水土不同、利益各异、文化多样，既要抓住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独特之处开展个性研究，也要找准与周边国家国土相接、利益相关、文化相融的内在联系，探寻彼此的共性。三是双边和多边的统一。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研究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应开展多边主义研究，以研究事实支撑中国坚持多边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开展周边研究应着力于“共同性”。一是梳理共同历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千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不绝，书写了无数共同的历史记忆。例如，深化对古代丝绸之路等共同历史记忆的研究，有助于周边国家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逻辑，增强参与共建的认同感，推动倡议行稳致远。二是凝聚共同意识。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中国梦与周边国家发展愿景对接，探索符合共同利益的现代化路径，构建求同存异、互信互利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三是寻求共同利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需超越单一国家研究，开展超国家、跨学科的综合性分析，聚焦战略互信、地区安全、人文交流、经济合作等领域，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维护区域稳定繁荣提供智力支撑。
开展周边研究应加强自身建设。我国的周边研究亟须站在自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从学科体系、资源保障、评价机制三方面提升研究水平。一是创新研究范式，构建“基础—应用”贯通的研究体系。对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基础性议题，在开展长时段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时事导向；对“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合作机制等应用性议题，在强化政策模拟、风险评估等工具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大程度结合国情进行综合性分析。二是优化研究保障，夯实“田野—智库”联动的研究基础。在田野调查层面，重点支持长期追踪研究项目，并配套小语种人才驻外研究制度；在智库建设层面，推动高校区域研究机构与外交部、发改委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三是改革评价机制，塑造“包容—自主”的研究生态。建立周边研究专项评估体系，构建均衡的区域研究图谱。同时，鼓励学者用“原创概念”开展知识生产，构建周边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孟钟捷，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